原文：#如果鲁迅活在今天#… - @平原公子赵胜的微博 - 微博 (weibo.com)
#如果鲁迅活在今天# 鲁迅一生很大的一个遗憾，是没能写成有关红军的一部小说。
1932年，红军将领陈赓因伤到上海治疗，和鲁迅作过一次为时甚久的促膝相谈。
鲁迅从陈赓处了解了红军的情况，并得到陈赓亲手画的红军作战形势草图。所以，他对红军的事业非常了解。他很想写成这部小说…但最终还是放下了，一来是国统区的白色恐怖，二来是他觉得自己没有亲自去一下苏区，体验还是不够真切。
他解释过：“我并不是没有创作欲望，只是我不熟悉红军及其战斗的实际情况，在创作起来时，很难有真实的感觉，我又不想像故事那样写，毕竟创作是一件很严肃的事……”。
陈赓当年画给鲁迅的手绘红军作战草图，至今还在鲁迅纪念馆里。
鲁迅当时在上海请陈赓吃饭，有鱼有肉，还喝了一点酒，想起了红军战士，他说：“我也在过这样小资产阶级式的生活，但我决不以为有什么意思，每想到自己过着这样的生活，感到真有点憋气。”
“我虽然写了许多我们的同胞，但多数都是不幸的，没有写到像你们这样的人，你们才是中国的脊梁。”
“你们红军和那些悲观的亡国论者完全相反，你们是一群有自信力的，聚结了而且是武装起来的中国人，你们是在用血肉、用头颅写中国的新历史；你们是在用前赴后继的战斗，创造最伟大的作品！”
1935年底，鲁迅从外国友人史沫特莱处得知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他惊喜万分，和茅盾联名发了一道电报给中共中央，电报经第三国际从巴黎转发延安。
电文不长，内容是：“英雄的红军将领和士兵们，你们的英勇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全中国民众期待着你们更大的胜利。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未来。”
鲁迅和很多共产党人、红军将领都是好友，思想上情感上，都是心心相惜的知己和战友，就算不说赤红，也是巨红了…按照教员的说法——“他是党外的共产党人”，今天的殖人和“神友”们，能受得了这个？
鲁迅早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了。
在北大做《新青年》的时候，他就是陈独秀先生麾下的大将，鲁迅先生对陈独秀先生相当尊重，他对陈独秀和胡适有一段神奇的评价。
“《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
这意思再明白不过了，意思是陈独秀先生是堂堂真正光明磊落的，要造反就造反，要革命就革命，光明磊落，都是坦诚地摆在你面前地。而胡适老哥则是藏着掖着的，表面上看着温和自由、人畜无害，但心里到底想什么，只有他自己知道。你看，鲁迅喜欢谁，讨厌谁，从一开始就清清楚楚。
徐彬如《回忆鲁迅一九二七年在广州的情况》一文中，比较详细地记录了中共广东省委和中山大学支部如何与鲁迅建立联系的经过，1927年，在广州，鲁迅会见了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
之后，广州发生了“四一五”大屠杀，数以千计的青年共产党员和优秀青年死在蒋介石的屠刀之下。
他亲眼目睹血腥的场面，思想上受到巨大震动。是血的事实，让鲁迅更加倾向于中国共产党和他们的革命事业。
1928年12月，时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的冯雪峰来到上海，以普通文学青年的身份与鲁迅接触。他发现鲁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远超一般共产党员，而且鲁迅同情革命，向往建设新文化的思想与共产党人的目标非常一致，属于“我们的同志”。
1931年2月，“左联”成立近一年后，柔石、胡也频等青年作家和另外18名革命青年被国民党当局抓捕、杀害，鲁迅也受到牵连，离家避难。1933年2月，在“左联”五烈士牺牲两周年之际，鲁迅写下了著名的《为了忘却的记念》：
“不是年青的为年老的写记念，而在这三十年中，却使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这是怎样的世界呢。夜正长，路也正长，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罢。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
鲁迅和共产党人、左翼青年，不是一般的朋友关系，而是肝胆相照的同志和战友。
鲁迅的一生结交过许多中国共产党员，如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沈雁冰、萧三、冯雪峰、柔石、殷夫、毕磊、胡风、杨之华、周扬、成仿吾、李初梨…
鲁迅和瞿秋白的友谊，那可不是一般的友谊，可以说是肝胆相照。
他给瞿秋白的赠联为：“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瞿秋白在上海的时间，正是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实行军事“围剿”，国统区内也为腥风血雨所弥漫，共产党人和革命者随时都有被迫害的危险。在这种严峻的环境下，鲁迅置身家性命于不顾，将自己的家作为瞿秋白夫妇最可信赖的庇护所。1932年11月下旬至1933年9月，鲁迅曾四次接纳瞿秋白夫妇，让他们在自己家安然地避过了危险。
鲁迅先生非常赞扬瞿秋白文学上的才华，后来瞿秋白去了瑞金，在他被蒋介石杀害后，鲁迅在致肖军的信中既愤怒又惋惜：“中国人先在自己把好人杀完，秋即其一……象他那样的，我看中国现在少有。”
鲁迅平生最恨的，就是那些高高在上、虚伪、双标、假装“为民请命”的“精英学者”，无论它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还是外来的帝国主义，鲁迅一向嗤之以鼻。他对那些依附于反动势力的旧文人、“自由精英”们，从来都是嘲讽鄙夷的。
当代很多“公知”总想碰瓷鲁迅，可他们不知道，他们都是鲁迅的敌人。
鲁迅的《故事新编》中有一篇《理水》，骂的正是“公知”这种人，《理水》讲的是大禹治水的故事，大禹在辛辛苦苦治水，拯救人类，而一群“学者”站在干岸上指手画脚，说他的方法不对，还造谣中伤，污蔑大禹和他带领的人民。
大家可以跟我来回忆一下这段：
“古貌林!”
“好杜有图!”
“古鲁几哩……”
“O. K!”
“禹来治水，一定不成功，如果他是鲧的儿子的话，”一个拿拄杖的学者说。“我曾经搜集了许多王公大臣和豪富人家的家谱，很下过一番研究工夫，得到一个结论：阔人的子孙都是阔人，坏人的子孙都是坏人——这就叫作 ‘遗传’。所以，鲧不成功，他的儿子禹一定也不会成功，因为愚人是生不出聪明人来的！”
“O. K!”一个不拿拄杖的学者说。
“这这些些都是废话，”又一个学者吃吃的说，立刻把鼻尖胀得通红，“你们是受了谣言的骗的，其实并没有所谓禹，‘禹’是一条虫，虫虫会治水的吗?我看鲧也没有的，‘鲧’是一条鱼，鱼鱼会治水水水的吗？”他说到这里，把两脚一蹬，显得非常用劲。
于是他勇猛的站了起来，摸出削刀，刮去了五株大松树皮，用吃剩的面包末屑和水研成浆，调了碳粉，在树身上用很小的蝌蚪文写上抹杀阿禹的考据，足足化掉了三九廿七天工夫，但是凡有要看的人，得拿出十片嫩榆叶，如果住在木排上，就改给一贝壳鲜水苔。
禹微微一笑：“我知道的。有人说我的爸爸变了黄熊，也有人说他变了三足鳖，也有人说我在求名，图利。说就是了。我要说的是我查了山泽的情形，征了百姓的意见，已经看透实情，打定主意，无论如何，非‘导’不可！这些同事，也都和我同意的。”
他举手向两旁一指。白须发的，花须发的，小白脸的，胖而流着油汗的，胖而不流油汗的官员们，跟着他的指头看过去，只见一排黑瘦的乞丐似的东西，不动，不言，不笑，像铁铸的一样。
鲁迅讽刺——国家养了这么一群“学者”，治国不会，治水不懂，不肯脚踏实地做事，每天就热衷于搞地摊文学，搞历史虚无主义，证明“大禹是一条虫”，为此还写了一大堆论文。
但是， 大禹不在乎。
他在乎的是那群“黑瘦的，不动、不言、不笑、像乞丐一样”的人，他们和脚底板满是老茧的大禹一样，属于真正的人民，属于历史的创造者。正是先生笔下：“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而那些用卑劣手段造谣、污蔑大禹的“官员”、“学者”，都是些什么人？大家今天也看得到！鲁迅说他们都是“废物”、“放他们的狗屁”！——今天的“独立学者们”，破防了没有？
鲁迅对真正“崇洋媚外”、“恨国带路”的人也是不屑一顾，并且深恶痛绝的。
他说过：“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可容外族之研究，不容外族之探险；可容外族赞叹，不容外族之觊觎者也。”
先生在《上海漫谈》中和日本人野口米次郎有段对话：
野口米次郎：“如果当今中国的政治家和军人最终还是无法令人民安居乐业的话，能否像印度依附英国那样，把中国的政治和军事交给日本管理呢？”
鲁迅：“事情如果发展到那种地步，就是感情的问题了。同样是丧失财产，比起被强盗抢了去，还是被败家子浪费的好；同样是被杀，我宁愿被同胞杀害也不向外国人低头。”
鲁迅先生非常厌恶“投降派”，1936年初，在上海的“托派”组织写信给鲁迅，对中共领导的民族统一战线及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人加以攻击，企图挑拨鲁迅与中共的关系。6月9日，已经病重的鲁迅口授了一封信，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驳斥：“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岂但得多，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对毛泽东们“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
先生还曾在《友邦惊诧论》中嘲讽那些媚外者：
好个“友邦人士”！日本帝国主义的兵队强占了辽吉，炮轰机关，他们不惊诧；阻断铁路，追炸客车，捕禁官吏，枪毙人民，他们不惊诧。中国国民党治下的连年内战，空前水灾，卖儿救穷，砍头示众，秘密杀戮，电刑逼供，他们也不惊诧。在学生的请愿中有一点纷扰，他们就惊诧了！
可是“友邦人士”一惊诧，我们的国府就怕了，“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了，好像失了东三省，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失了东三省谁也不响，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失了东三省只有几个学生上几篇“呈文”，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可以博得“友邦人士”的夸奖，永远“国”下去一样。
说到底，鲁迅以笔为枪写文章，是为了国家好，是为了国家解决问题，但今天“公知”阴阳怪气放酸屁，是为了制造问题，解决这个国家。鲁迅是“民族魂”，他们只是“民族的渣滓”。
对于公知鼻祖胡适之，鲁迅先生如此评价：
“谁知道人世上并没有这样一道矮墙，骑着而又两脚踏地，左右稳妥，所以即使吞吞吐吐，也还是将自己的魂灵枭首通衢，挂出了原想竭力隐瞒的丑态。丑态，我倒说还没有什么丢人，丑态还蒙着公正的皮，那才叫人作呕”。
“嘴里吃得着肉，心里还保持着不忍人之心，又有了仁义道德的名目。不但骗人，还骗了自己，真所谓心安理得，实惠无穷”。
当代的“公知”们，天天口口声声要做民众的“导师”，却往往高高在上，坐在私人别墅中互相唱和，和资本家权贵做朋友，享受着远超常人的生活水平，对世界上的劳动者、生产者一无所知，他们甚至鼓吹“穷人就是不努力”、“资本家都是英雄”。
对于这种人，鲁迅也早有定论，他把他们叫做“资本家的乏走狗”。
“这正是“资本家的走狗”的活写真。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的原因，也就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证据。即使无人豢养，饿的精瘦，变成野狗了，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它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
教员同志评价鲁迅为“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原话是：“他并不是共产党组织中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
教员同志还说：“鲁迅的战斗方法很值得学习。”“鲁迅战斗方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把所有向他射的箭，统统接过来，抓住不放，一有机会就向射箭的人进攻。人家说他讲话南腔北调，他就出《南腔北调集》。梁实秋说他背叛了旧社会，投降了无产阶级，他就出《二心集》。人家说他的文章用花边框起来，他就出《花边文学》。《申报》的“自由谈”的编者受到国民党的压力，发牢骚说，《自由谈》不要谈政治，只准谈风月，他就出了《准风月谈》。国民党骂他是堕落文人，他的笔名就用堕落文。”
教员同志还说过：“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